B2C Data

尽管母亲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但迄今为止，国际人权条约法仅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0(2) 条中狭隘地规定了母亲的特殊保护地位，该条要求各国“在母亲生育前后的合理时间内……给予其特殊保护。在此期间，工作的母亲应享受带薪休假或具有适当社会保障福利的休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序言第 13 段也强调“母性的社会意义以及父母双方在家庭和养育子女中的作用”，同时要求各国采取措施保护母性（第 4 条）；“确保家庭教育包括对母性作为一种社会职能的正确理解”[第 5(b) 条]；防止基于婚姻或生育而歧视妇女有效享有工作权利[第 11(2) 条]。

如果鉴于母性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要求母亲在全球危机和灾难中做出不可能之举，那么不幸的是，现行的国际法并未为这一特殊妇女群体提供工具，以解决她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所固有的脆弱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在其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减少灾害风险的性别相关层面的第 37 号一般性建议 (2018)中提到了孕妇的特殊脆弱性，但委员会并未讨论在特定的灾难和相关全球危机背景下，各个年龄段的母亲妇女所具有的独特脆弱性。现在可能是联合国系统考虑审议母性的独特性质和地位的时候了，母性是妇女一生中从分娩到老年的真实经历，伴随而来的是各种脆弱性，而迄今为止，国际法律保护仍然难以实现。将母亲一生中独特的脆弱性归结为对个人的一般保护要求，不仅反映了对母亲作为人的尊严的肤浅理解，而且还将母亲一生中已经经历的全球灾难和危机的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具体化。如果联 韩国资源 合国报告说，它看到母亲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被要求（和被迫）去做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它就应该发挥作用，确保母亲的慷慨、坚韧和无私不会导致母亲在全球灾难和危机中遭受的不成比例的伤害加深。

结论：国际法律承认特殊保护义务，以解决母亲一生中的脆弱性

200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烈呼吁联合国改变政策，承认母亲的独特地位和脆弱性需求：

“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家庭是社会凝聚力和融合的强大力量。母子关系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母亲不仅是照顾者，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然而，女性在做母亲的过程中仍然面临重大甚至危及生命的挑战。

分娩本应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太多妇女来说，分娩却是一个严重的健康风险。改善产妇保健是千年发展目标中进展最少的一项。最不发达国家的妇女在分娩或妊娠相关并发症中死亡的可能性是发达国家妇女的 300 倍。我们必须使卫生系统能够提供计划生育、熟练的助产护理和紧急产科护理，从而使怀孕和分娩更加安全。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其中许多妇女是母亲。这种暴力行为具有深远的后果——危及妇女和女孩的生命，伤害她们的家庭和社区，破坏社会结构。制止和防止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应成为所有国家的首要任务。